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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杜拉斯去世后，您怎么样了？
  扬：我垮了。她星期天去世以后，我得忙葬礼、墓穴这些东西。我见了很多人，身不由己。我已经想到她马上就要死，但当这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时，我还是感到突然：某人有形的躯体消失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我感到害怕，我感到耻辱：这场爱情结束了，而我还活着。
  记者：您做了些什么？
  扬：我穿过了马路。我住在她家里。我提着我的两个手提箱，来到马路对面她留给我的单间公寓。在两年当中，我没有出过门，我企图自杀，但没有行动，这是因为我并不想自杀。我最终明白了，那是开玩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8年7月30日。那天，我打电话给我母亲，她把我带回了家。
  记者：杜拉斯的书您有没有不喜欢的？
  扬：她的书我全喜欢，越来越喜欢。我全都重读了一遍。她说得对，她没有说空话，就是说没有玩虚的：她写的都是事实。
  记者：十六年中，您没有读过别人的任何作品。现在呢？
  扬：离开蜗居之后，我首先读了于连　·　格林的《青春岁月》。那本书棒极了。我本来可以给他写信的！可他当时正奄奄一息……现在，我读圣奥古斯丁和皮埃尔…让　·　茹夫的作品。也读《圣诗》。
  记者：您最后还是回到巴黎来了？
  扬：是的，1998年11月16日，我回到了巴黎。我母亲告诉我，11月16日是圣玛格丽特日1。
  记者：人们经常在花神酒吧看见您。
  扬：这家酒吧离我的住处最近。可以在那里看书看报吃喝，不吃可以说话，不说话可以做您喜欢做的事。那里既不大，又不小，有镜子和白色的长凳。乡下的酒吧间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记者：但您以前和杜拉斯去过那里。大家都认识您吗？
  扬：别人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们。
  记者：您还喝苦康巴利吗？
  扬：不喝了。或者说，只有在夏天才喝。现在我喝潘氏香槟，加一片黄瓜皮。
  记者：杜拉斯死后，您系着一条瓢虫图案的领带。您不是不喜欢彩色领带的吗？是不是变了？
  扬：没变。我仍然不系彩色领带。那条瓢虫领带，我非常喜欢，可后来坐出租车时丢了。
  记者：杜拉斯的那些戒指去哪里了？
  扬：她临死之前，手指细了，我把戒指摘了下来，应该在她儿子那里。她曾对我说要送我一只，但没有送。这没关系：我受不了戒指，它使我有压迫感。我买了戒指，又把它们送人了。她还有一个小小的银手镯，但那东西，我坚持让她带走了。您知道，我几乎没有她的任何东西，甚至连我写给她的信也没拿回来。
  记者：您是文学遗产继承者。您将成为百万富翁。
  扬：根本不是那回事，遗产继承刚刚办妥。有许多版税要付，我只得百分之十。
  记者：您曾经给杜拉斯开车。您现在还开吗？
  扬：我又开车了，开我母亲的车。至于行走嘛，我也在重学。当我出了我关了两年的蜗居，我都忘了走路了。况且，跟杜拉斯在一起，我已失去了走路的习惯：我们去哪儿都开车。
  记者：杜拉斯曾说，您真的什么都不干。除了这本书，您还是什么都不干吗？
  扬：啊，是的。我没干什么大事。我写信。我给人写信，随便给人写信，但决不给作家写信。杜拉斯她不停地写，但我没有这种需要。我看着大海。我走路。我不会对自己说：“天哪！我得写作了！”
  记者：您怕永远成为杜拉斯的鳏夫吗？
  扬：不，我不是鳏夫。倒是她是我的寡妇。
  记者：这话是什么意思？
  扬：也许是她更需要我，而不是我更需要她。她的聪明之处是让我以为恰恰相反。否则，事情不会这样的。我不仅仅是侍者。或者应该说，她需要我这样的侍者。
  （文中记者为菲利普　·　朗松）
  译自1999年9月2日法国《解放报》
  译后记
  杜拉斯以小说《情人》闻名于世，但她生活中的情人与她演绎的爱情故事比她的小说更传奇、更有戏剧性。在她众多的情人当中，扬　·　安德烈亚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因为他和杜拉斯的爱情是一种“不可能的爱情”。如果说中国情人是杜拉斯年轻时爱情的化身，而且很可能是一个虚幻的春梦，扬则是她实实在在的“爱人”。因为，除了爱，无以解释他的忠诚和无私。
  扬不是作家，好像也不想当作家，虽然他曾写过一本书《玛　·　杜》，但那完全是在杜拉斯的影响下写成的，用的是杜拉斯的文体，杜拉斯的语言，写的也是杜拉斯本人。他当时很放不开，因为杜拉斯尚在，就在身边，监视着他，也许那种目光是温柔的，充满爱怜，但很自私。这是杜拉斯的天性。
  杜拉斯去世后，扬是否感到了解脱，我不知道。但从这本书上来看，他好像自由了，虽然文字还摆脱不了昔日的痕迹。他无意暴露杜拉斯的隐私，但他笔下的世界在我们看来仍那么神奇，杜拉斯在作品中和生活中留下了无数个谜，扬也许是一把解密的钥匙，尽管不是万能钥匙。扬在书中告诉我们，《情人》并不是杜拉斯写出来的，而是扬一个字一个字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当然有杜拉斯在旁边口述）；那个“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和那个“灰眼睛的小男孩”原来就是扬；电影《大西洋人》中那个看不清脸的侧影、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原来也是他的杰作。杜拉斯后期的创作和这个“什么事都不干”的年轻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自从“1980年夏”开门接纳了扬后，杜拉斯就很少与别的朋友来往，连儿子乌塔跟她见面也不多。
  有人说扬是杜拉斯的情人，也是杜拉斯的奴隶。奴隶与情人，这两个本来互不相关的词勾出了扬的光辉形象。形象之所以光辉，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是因为他讲奉献而不图回报。他陪伴杜拉斯十六年，牺牲了自己的一切：青春、学业、尊严、自由。他图什么？金钱？名誉？杜拉斯已明确告诉他：“扬，你什么也得不到的。”长期生活在杜拉斯身边的扬应该知道杜拉斯并不是在开玩笑。杜拉斯去世后，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杜拉斯曾答应给他一个戒指，最后也没有给。
  他之所以甘心当杜拉斯的“奴隶和情人”，是因为爱杜拉斯的书，爱所有的书，每一本书都爱。直到今天，他还在一一重读杜拉斯的所有著作。自从他得知杜拉斯这个作家后，他就只读杜拉斯，别的作家的书一概不读。这是何等的忠诚。
  也因为爱杜拉斯这个人。爱她的乖戾、吝啬、专制、天真和智慧。这种爱是无私的，也是真实的。因为他也赌气，也反抗，也出逃。但真正能兼杜拉斯的秘书、护士、助手、侍者、司机和情人于一身的，只有扬一人。读到这个三十来岁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替杜拉斯洗澡、搓背、擦脚时，真让人感慨。
  杜拉斯曾对扬说：“没有我，你怎么办？”而我却要问杜拉斯：“没有扬，你怎么办？你能写出那么多作品，能安乐地享受晚年，能走出1988年死亡的阴影吗？”拥有扬，杜拉斯应该足矣！
  对有些人来说，扬对杜拉斯的爱是不可能的，不真实的；有的人则认为，扬是个能屈能伸，站得高，看得远，能做大事、成大气候的人。那么，杜拉斯的死对他来说，应该是一种解脱。但事实上，要不是怕绳子承受不了自己的重量，扬的生命也差点随她而去。杜拉斯去世以后，扬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不出门，不见人，不说话，光吃，光喝，光抽烟。酒瓶堆了一屋子，家里乱得像个垃圾堆，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不理发，不刮胡子，成了一个“野人”。他就在这种半死半活的状态下继续跟杜拉斯对话、写信、沟通感情，最后写成了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只能是一部意识流小说，一部动人的抒情散文：时空打乱了，回忆、插叙、倒叙混在一起，维系它们的是爱情。当然，他的叙述和回忆也不乏惊世骇俗的故事、情节和细节。熟读杜拉斯的人还能在书中读出浓郁的“杜拉斯味”来，从语言、语气到结构、句法……难怪法国有评论家惊叹：“似乎杜拉斯就躲在扬的背后！”
  不单有杜拉斯小说的味道，还有杜拉斯电影的味道。那些蒙太奇竟让扬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
  译　者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