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他愉快地答应了。
  他来那一天我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门口迎候他，却没想到他是乘公共汽车来的。那一天极热，太阳很毒。这他可就自找苦吃了。又提前一站下车，在太阳的暴晒之下走了二十多分钟。
  我见到的是一位斯文懦雅的日本男人。看去完全不像五十五六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五六岁，四十八九岁的样子。穿一件白色的绸质的拉链衫。襟怀敞开着，内里是圆领背心，肩挎一个旅行兜。就是被我们中国人叫作“马粪兜”的那一种。手里攥着手绢儿，一边匆匆走一边不停擦汗。他使我联想
  到一位从外地，从南方某地到北京开会的语文教师，他的衣着也随便得不能再随便。完全是凭着一种直觉，我认定了从远处匆匆走来的他便是彬本达夫先生，于是迎上去。。“你怎么会一眼就看出是我？你也没见过我的照片啊？难道我这样子还
  不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男人么？”他“友邦惊诧”了。我笑了，说：“别人告诉我，日本人走路，都像在赶时间一样急急忙忙
  的。”
  他也笑了，连说：“对对。”──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还好，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三分钟。”听他那口吻，仿佛如果迟了三分钟，就必促成什么大错似的。
  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乘出租车？他说：“在中国，我当然更喜欢像普通的中国人似的挤公共汽车。那种
  感觉对我很重要，机不可失。”和我一起走着，他也走得很快。快得我有点儿跟不上他的步子。我说：“我家不远。”他歉意地说：“那么我是应该走得慢一点儿。”然而我发现他似乎不会慢走。或者太不习惯于慢走。上身微微向后倾，
  仿佛企图牵制住一条我所看不见的大狗，而它带着股蛮劲儿企图挣脱了往前冲。当时谌容大姐正坐在我家里。她那一日为了什么事儿到北影，顺便来
  我家坐坐。走进我们童影宿舍楼的院子，我才告诉彬本先生家中还有另一位客人。“是么？”──他的脚步停住了，沉吟片刻，断然地说：“如果你觉得同
  时接待两位客人不太方便的话，找可以先回避的。街对面的土岗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吧？那么我先去吊古。体会体会中国古诗中‘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的襟怀也不虚此行。。”
  我说：“没什么不方便的。我的另一位客人是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以你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熟悉，最多猜三次，准能猜得到。”果然，他只猜三次，便猜到了是谌容大姐。“能见到她我太高兴了！我读过她许多作品！”我说：“她也很高兴见到你啊，否则早就走了，不等在我家里了。”我和彬本先生和谌容大姐互谈了一个多小时。彬本先生频频为我们拍
  照，我也频频为他和谌容大姐拍照。
  他因还有事先告辞了。我陪谌容大姐又聊了半个多小时。送她走至路口，却又迎头碰见了彬本先生。我以为他将相机忘在我家了。不料他有些窘地对谌容大姐说：“真对不起，我竟将您的扇子带走了。坐上了出租汽车才发现手中的扇子。。”
  谌客大姐愣了愣说：“不是我的扇子，是晓声家的。。”那是一把旧纸扇。已破了多处。飞机上赠给乘客的。我望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嗨，为这么一把破扇子，扔道上都没人捡！。。”谌容大姐几步快走到路边，招手替彬木先生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望着出租车载彬本先生驶远，谌容大姐自言自语：“这就叫‘生活细节’啊！彬本达夫，我以后会记住这位日本文人的名字的。”──沉思地望着我又说，“咱们都可以和这个日本人交朋友。他再来北京你一定通知我，我要请他到我家做客！”
  我知道谌容大姐的交往原则一向太过严谨。彬本先生显然给她留下了极良好的印象。
  于是我说：“我交往的人嘛，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质量是肯定没问题的。”
  彬本先生再没来过中国。
  但是像池田老先生一样，年年寄贺卡绘我。今年五月，他在执教之余，译毕我的小说《黑钮扣》，依然发表在《中国当代小说季刊》。它是他和几位热爱中国文学的同仁们自费创办的，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他们没稿酬可言。有时还要自己掏腰包补贴印刷费。所以，尽管他已经译了我十余万字的作品，我却从未向他讨过原著费。至今我仅收到过十五美元，还是他主动寄来的。。日本穷人家的女儿我见过的第三位日本人是年轻女性。当年外语学院的留学生。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她也没有名片留给我。彼此没什么友情基础，故只能算是见过。
  但她印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却是较深的。
  她属于不漂亮的那一类女性。实事求是地说，是那类其貌不扬的女性。不高的个子，短腿，稀疏的长发，我见到她是在一月里的一个日子。一个乾冷的天光阴郁的日子。在我的办公室里。
  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放下笔，起身去开了门，以为她是一个来自中国偏远山区的姑娘。她的脸冻得红红的，双唇乾裂，鼻子还有些肿似的。使我联想到了某些在春季里对花粉过敏的女人的脸。当年北京还没“劳务市场”。不少来自外省农村或山区的穷家女，常到北影来碰运气。倘运气不错，就会被谁家雇佣了去做“小阿姨”，我不止三五次地接待过她们。尽管我家当年并不打算雇佣“小阿姨”，我暗想──得，又须陪着聊聊，起码得让人家进门喝杯热水，暖暖身子吧！
  她有几分【忄西】惶地掏出了证件，双手呈递给我看，一边怯怯地说：“我是日本留学生中。。这是，我的学生证。。”
  日本留学生？
  她穿一件旧的，褐色的，很瘦的呢大衣，分明是那种秋季穿的而非冬季御寒的呢大衣。
  而呢大衣内穿的却是一件中式棉袄。所以那呢大衣仅能扣最上边的两颗扣子。腰际的一颗扣不上，衣摆燕尾服似的分开在身体两边，裤子长，在足腕那儿堆了几层褶儿。脚上是一双显然比她的脚大许多的布棉鞋。
  我犹豫了一下，不禁接过学生证看，当然没看出什么破绽。
  “打扰了，对不起！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她在门外不停地向我鞠躬。
  我还给她学生证，立刻往房间里让她。暖气供暖不足，我的办公室一点儿也不温暖。我将一只沙发挪近暖气，又将电炉子摆在她跟前插上，接着为她沏了一杯咖啡。然后归坐在椅子上，望着她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她焐着双手，垂下目光瞧自已的鞋尖儿，局促不安地说──她在外语学院读过我的几篇小说。现在学校放假了，宿舍里就剩她自已了。她感到很
  寂寞。她想找点儿“中译日”的文字翻译工作。既可以打发寒假漫长的日子，又可以实践实践。说她的中国同学建议她来找我。说她们告诉她，我是个很热心又很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几乎有求必应。。我见她局促得快哭了。我暗恨她那几个怂恿她来找我的中国同学。而她那种局促不安的模样，又顿时使我心慈意善到了极点。我将椅子搬近她，和她面对面坐着，促她先喝完那杯咖啡。咖啡已经不太热了。她喝完后，我又为她沏了一杯。
  我问她为什么放了寒假也不回日本去？
  她说舍不得来回那一笔路费。说她到中国留学，完全是靠自己几年打工挣的钱。
  我问她家里难道在经济方面就一点儿也帮不上她？
  她摇摇头说帮不上。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觉得这么回答了我还不能理解，又低声说：“我家是日本的穷人之家。”
  我第一次听一个日本人当着我，一个中国人的面承认自己在日本是“穷人之家”。池田老先生当然不是日本的穷人。他给我看过在横滨他家的照片。一幢美观的小二楼。有院子。
  院子里有红花和绿树。院门口停着小汽车。他的子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了。他和老伴儿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他是个再没什么心可操的较幸福的日本老人。彬本先生当然也非穷人。
  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中国近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两点保障他即使在退休以后，也能过着体面的日本水准的中产阶级生活。
  “那么你父亲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
  “我父亲从小腿不好。患小儿麻痹留下了后遗症。没念过几年书，所以一生都在做杂役。现在快老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做不了杂役了。那时，他的抚恤金将够维持他自己的温饱了。。”
  她的声音依然很低。但是不再那么局促了。也许由于身上暖了些。屋里也暖了些，她捧着杯子的手臂不发抖了。
  “你母亲呢？她是不是也有份儿工作呢？”
  “我母亲年轻时也做过杂役。生了我以后，就不再工作，一心一意抚养我。日本儿童的入托费很高。这是许多妇女一有了小孩儿就不再工作的原因之一。极少数的妇女小孩儿大了之后仍能重新找到一份工作．而我的母亲很难。”
  “为什么？”
  “她也只念了几年书。没有长技，人也长得不漂亮。。”
  于是轮到我同情地望着她，久久沉默了。
  “我的父母都是北海道农村的人。后来到小市去的。我生在那个小市，长大在那个小市，我说了你也许不太相信，我因为到中国来留学，得在东京乘国际飞机，才去过东京。我们北海道人常常觉得，仿佛被日本遗忘了。而我觉得东京一定是排斥我这样的女孩儿的，尽管它实际上不是我想的那样。可我还是免不了总那么想。。”
  我说：“我家也是中国的穷人之家。靠写小说并不能使一个中国人由穷变富。起码，从我身上看，目前仍证明着这点（当年乃八六或八七年，国家规定最高稿酬每千字二十余元）。你瞧，这虽是我的办公室，可是却不得不摆两张床。晚上我和我的老父睡在这儿。这儿晚上很冷。我是北方人。我们中国北方人，也常有种仿佛被中国遗忘了的感觉。尽管事实上也不是那样。
  中国太大，只不过‘改革开放’，使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发展，显出很大的差
  距了。而且我敢断言，差距还将扩大下去。。”
  她终于缓缓抬起头望着我了。
  见她眼中已没了闪耀的泪水，我微笑了。我希望她能明白，我是多么同情她又是多么理解她。我想她是明白了。一个人，尤其一个年轻姑娘，倘在我面前感到局促，也会使我变得局促起来，内心里非常别扭。不仅是那两杯咖啡打消了她的局促，显然也还是由于我的话，而我正是因此才那么说的。。
  我陪她聊了一个多小时。
  她走时，我将所有能找到的，我自己的书一一找出，签了名，盖了印章，送给她。还送给她一只漂亮的景泰蓝花瓶。我的一篇获奖小说的奖品。
  并且，我给当年的“日本文学研究所”的朋友写了一封信，鼓励她去推荐自已。一半诚心诚意的，一半是虚与委蛇。但我想，哪怕使她在中国感受到儿分人对人的热情也好啊！
  大约半年后，我收到了她一封信。寄自日本。信中说了不少感激的话。说她自忖希望不大，并没带着我那封信去找我的朋友。说她已没有经济条件继续在中国留学了。说她认真想了想，就算自己把中国话学得顶呱呱的，又能对谋到一份理想的职业起几分作用呢？也许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的谋职范围变得狭小了。说她又回到了北海道，在一家小餐馆挣钱。不过不是在前堂当招待，而是在后厨当杂役。。
  字里行间．几处出现“像我这样的日本姑娘”一语──自怜而又无奈之衷，甚于对面忧忧言表。
  她写下了住址。写下了电话号码。寄了一份北海道交通图。用红笔在图上圈出了她那个小市镇。并在半张白纸上．标出她的住处，她打工的那小餐馆，在那小市镇的方位。。
  然而，我没回信。
  她也没寄过贺卡来。
  但我对她的记忆之深，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我对池田老先生和彬本达夫先生的记忆。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我接触过的最后两位日本人，都是中年男人了。一位是《朝日新闻》北京支局长掘江义人，一位是《读卖新闻》北京支局长荒井利明。他们都是通过全国“记协”与我联系并要求采访的，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也只能说是“接触”过。而且仅仅是被采访过那一次。而且主要是他们希望通过我了解北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当代文学、电影、电视艺术和“改革开放”；尽管我也希望通过被采访经由他们了解我所没去过的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在有限的时间内，回答了十句之后才有机会反问一句，当然是他们的收获比我的收获多。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