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第五章

第五章
　　马生奇家里的灯光还没有熄灭。房间里的灯光跟黑黢黢的厦房上的一双眼睛一样，那双眼睛圆圆地大睁着，目睹着房间里的三个人。
　　靠住房子门蹲着的马生奇吸了一支烟，没有扔烟屁股，又续上了一支。薛翠芳坐在炕沿，低垂着头。靠着木柜而站的马秀萍不时地瞟一眼父亲，她猜不透父亲又将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父亲的暴虐常常使她措手不及，有点害怕。三个人都不说话。房间里的气氛僵硬而冷漠。这气氛是马生奇一手制造的，这气氛就跟他口中吐出来的烟一样飘散在房间里的角角落落，有呛人的味道。马生奇将纸烟从嘴唇上摘下来，捏在手中。他横扫了薛翠芳一眼。
　　“你说！叫你说话哩，你咋不说了？嘴叫驴踢了，得是？”马生奇紧盯住薛翠芳。
　　薛翠芳没有看他。薛翠芳的目光在自己的鞋上：紫红色的方口条绒鞋干干净净，几乎是一尘不染；鞋是她自己做的，很俊样，穿在脚上挺合适。她弯下腰用手在鞋帮上弹了弹，仿佛马生奇那不怀好意的目光就沾在她那体面的鞋上，她必须弹掉。
　　“你说秀萍是不是我的女儿？”马生奇重复着白天的话题。
　　“你说娃是谁的，就是谁的。”
　　“是我的女儿，他田广荣就不该管那么宽，他还说要找我们的局长，他找去，看局长把我的咬得了吗？”马生奇显得很凶。
　　“你那么恶，局长把你能咋样？”
　　“你以为我怕谁，得是？”
　　“我知道你谁也不怕，你闹去。”
　　马生奇站起来，向薛翠芳跟前逼了一步，他将没有吸完的纸烟扔在脚地。薛翠芳打了一个呵欠，她褪掉鞋，准备上炕去睡觉。还没等她把腿屈上去，马生奇一把拽住了她。马生奇的脚踩在薛翠芳的一只鞋上，体面而干净的条绒鞋被他踩出了一个脏印儿。她的另一只鞋被马生奇一脚踢翻了，那只鞋可怜巴巴地趴在炕墙跟前，鞋底朝上，线条分明的鞋口看不见了。
　　“你没说亮清，就别想睡觉。”
　　“叫我咋说？秀萍不能退学，我就是这话。”
　　“秀萍，你说。”
　　马生奇将目光转向了女儿。马秀萍未开口，眼泪先流下来了：
　　“我不念书也行，你不要再欺负我妈了。”
　　“啥？你说啥？是我欺负她，还是她欺负我？我马生奇娶婆娘是为了叫她跟别人睡觉吗？啊？”
　　马生奇的右手在炕边上连续拍了几把，他冤枉得简直要跳崖要杀人。
　　“你不要满嘴胡说，我跟谁睡觉来？”
　　薛翠芳用一只脚将扣在炕墙跟前的鞋拨正，又穿上了鞋。鞋被马生奇弄脏了，她顾不上弹鞋上的土。
　　“跟谁睡觉？你还来问我？跟田广荣睡觉来，跟马英年睡觉来，跟田玉常睡觉来，你以为我不知道，得是？”马生奇漫无边际地给薛翠芳张扬坏名声。
　　“走走走，咱去找田支书对质。”
　　“你还有脸去对质？走就走。”
　　马生奇一把拽住了薛翠芳的领口，将她拽出了房间。他顺手摘下了挂在厦房檐墙上的一把镰刀。马秀萍跟在父母亲后边，走了出来。
　　“我今日个要把田广荣的老二割下来喂狗，看他还胡日不胡日？”
　　不知为什么，马生奇一口咬定田广荣睡了他的女人。如果说因为田广荣常来他家调解，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如果说他只是一种感觉，这个感觉毫无根据。薛翠芳觉得马生奇出口伤害田广荣是举足轻重的事情，田广荣不是轻易可以诽谤的，假如闹到田广荣那里去，闹出个事来怎么办？马生奇的脾气她知道，他一旦耍起二杆子什么话也敢说什么事也敢做。薛翠芳有点害怕，她站在房檐台底下不动了。马生奇不丢手，一拉一扯，将她硬向院门跟前拉。薛翠芳极力去掰马生奇的手。马生奇的手紧紧地抓着薛翠芳的领口不放。薛翠芳叫马生奇放开手，马生奇死不松手，扯得薛翠芳脚步踉跄，身子站也站不稳当。她的一只鞋掉在院子里，翻了个过儿，颜色很饱的鞋面儿上尘土斑斑，鞋尖对着后院，鞋口如同张开的嘴巴，喘息着。马秀萍一看，急了，扑上去，抱住了父亲的腰。她哭着说：“爸，你们不要闹了，我不念书了，我去做小工。”马生奇向前一摔，没有摔脱马秀萍，由于薛翠芳被他紧揪着不放，随之倒向了他，三个人同时扑倒在院子里。他们滚成了一团。马生奇先爬起来，右手还紧握着镰刀。他不再去撕扯薛翠芳，一脚将薛翠芳蹬开，去开院门。薛翠芳爬起来，撵上来，抱住了他：“你在家里咋闹都行，不要去惹田支书，他的大拇指头比你的腰都粗，我们惹不起他，还要在他手底下活人哩。”薛翠芳恳求马生奇。马生奇大了嗓门吆喝：“他是村支书，就该睡我的婆娘？啊？”薛翠芳哭了：“人家田支书清清白白的，你不要胡咬了。”马生奇用镰刀指住薛翠芳：“他没有日过你，我就不姓马了，那些当干部的没有几个好，我知道。”他在家里啥话都敢说，见了田广荣他恐怕连个响屁也放不出来。薛翠芳哭着说：“你就饶了我们娘母俩吧，我没有脸，秀萍还有脸哩。”这时的马生奇哪里还顾及妻子和女儿的脸面？他用一双大脚在妻子和女儿的自尊上随意地踩踏，似乎踩得越狠他越心安理得。
　　两个人正在纠缠着，只听马秀萍高叫一声：“爸呀！”
　　女孩儿清脆尖利的叫声仿佛把黑夜割开了一道带血的口子。马生奇和薛翠芳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只见站在房檐台上的马秀萍手里端着一个敌敌畏农药瓶子正向嘴边按。一刹那间，马生奇和薛翠芳都愣住了。当薛翠芳意识到女儿要干什么时，丢开了马生奇，叫了一声萍儿，向女儿扑过去了。马生奇看见女儿的嘴已按在农药瓶子上，才慌了神，他三步并做两步走过去，一镰刀将马秀萍手中的农药瓶子打掉了。这时候，马秀萍已喝下去两口农药。薛翠芳失声大叫：“秀萍！秀萍！”刚才还很凶的马生奇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办。薛翠芳哭喊道：“你要眼看着娃死吗？快去医疗站！”马生奇抓起了马秀萍的两条胳膊抡向了脊背，背着马秀萍出了院门。
　　松陵村的赤脚医生祝正平在薛翠芳的哭喊声中，丢鞋落帽地出了院门，急匆匆地进了医疗站。
　　居住在村子东头的马子凯蹲在炕头正在弹拨他的三弦。他还没有睡觉。
　　从县文化馆出来后已是暮色四合了。韩文轩要留他的老师住一宿，马子凯执意要回去，就没有强留他。他将马子凯送到了县城西关，两个人在桥头上分了手。
　　从县城到松陵村这三公里多路程，马子凯走惯了，走熟了，走了半个多世纪，闭上眼睛也能走回去的。无论他是在县城中心小学当校长，还是出任了县政府教育科的科长，每隔几天，他就要走回去，在松陵村睡一觉。在家里的土炕上在自己的女人身旁他才能睡稳当，睡踏实。令他痛心的是他的女人过世太早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次斗争会上，他的女人被红卫兵活活地打死了，女人死的时候才四十三岁。在女人下世的最初几年里他孤独极了，每当孤寂难耐十分思念之时就抱起了三弦，将他对女人的全部情感糅进了丝弦之中。后来，他将爱转移到两个孙子身上了，孙子成了他梦想的一部分。
　　马子凯和凤山县文化馆的馆长韩文轩有将近四十年的交往。马子凯从省立师范毕业回到凤山县城中心小学任教时，就看中了韩文轩。韩文轩勤奋好学，诚实谦恭。在他的眼里，韩文轩将来会大有作为，因此，他对韩文轩特别关爱特别照顾。他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来钱，给韩文轩买书籍买笔墨纸砚。在县城街道上，他给韩文轩租了一间房子，叫他住在城里，教他练毛笔字教他弹三弦教他做人的道理。从那时起，他们就建立了笃厚的师生之情，以至后来成了至交。
　　在马子凯“戴帽子”的那些日子里，韩文轩没有和这个地主兼反革命分子断绝往来，过几天就要到松陵村看望他，给他带一些书籍，包括史书和有关汉语言文字的书籍。马子凯一生不嫖不赌，不抽鸦片，他只偏爱两样东西，一样是书本，一样是他手中的那把三弦。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对汉语言文字和民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地里劳动回来，或者从批斗会上下来，尽管他已筋疲力尽、腰酸腿困，躺在炕上，还是要翻看几页书。他吃下去的文字和他吃过的粮食一样多。
　　从韩文轩那里回来时，早睡的庄稼人已钻进了被窝。马英年两口以为父亲不回来了，关上了院门。是儿媳朱乖巧给他开开院门的。朱乖巧问马子凯，是不是出了啥事情，回来得这么晚？他说没有，他说出县城时天就黑了。跟马英年一样，朱乖巧也是胖胖的，肤色有点黑，大脸盘，黑眼窝，看人时，眼皮似乎懒得张。朱乖巧关院门时给马子凯说，巷道里黑，你小心点。儿媳比儿子还孝顺，这使马子凯觉得很安慰。
　　马子凯没有丝毫睡意。他从韩文轩那儿得知，上面将有大动作，原来的那些事情要全部翻个过儿。世事的变化在一年前他就能感觉到，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暗暗地期待。当他从韩文轩那里证实自己的感觉没有错之后，就像娃娃一样高兴。上了炕，他从墙上取下来挂着的三弦，擦净了落在上面的尘埃，调好了丝弦，开始拨动。三弦声从窗口里飘出去，飘出院门，月光一般在松陵村淅淅沥沥地飘洒着，那声音凄婉而幽长，洪亮而低沉，粗犷而细腻；柔和的声音中交融着惨淡与肃穆，它使人回味、回想、回忆，回去又回来。人生的画卷是从丝弦上展开的：道路坎坷不平，但波澜壮阔；虽九死一生，也有柳暗花明之处。这些年来，他也有黯然伤神的时候，一次是女人被活活地打死以后，坐在棺材前，他流泪了，心中仿佛被猛刺了一下，那痛疼久久不肯消失。一次是二儿子马英俊自杀以后。马英俊是在他的母亲过两周年那天突然不见了的。英俊比英年聪明，有灵气，敏感，整日沉默寡言。儿子从井里捞上来以后，他坐在井边，一把又一把地抹眼泪。他觉得，这些灾难是他给儿子带来的，这么一想，心里就如刀剜一般。他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儿子，这才是最痛心的。然而他没有被灾难击败，还是顽强地活下来了。
　　这把三弦已陪伴他半个世纪了。那时候，在省城里读书的马子凯省吃俭用买了这把三弦；他是学校文艺队里一名很活跃的成员，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演出。在学校里，他参加了地下党组织，而这把三弦就成为他和组织单线联系的信号。星期天，他抱着三弦去护城河边弹弄，在悠扬而缠绵的三弦声中，他给他的联系人汇报工作。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他离开了学校，负责三个县的大车队，组织了三百多辆木轱辘大车向前线运送粮食。任何艰难困苦的境况都不曾磨掉他的锐气和激情。而他这种坚定、坚毅、坚强的性格是从小就养成的，七岁时进山割柴卖柴，十一岁时扶着犁耙开始犁地。临解放那一年，他的土地只有二十多亩，家里也只有五间厦房，地主的帽子却硬给他戴上了。儿子责备他刚愎自用，太固执，落到了这步田地还不认输。其实，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有如此下场。在大车队的两年里，他差不多天天在路上和民工们一起艰难地行走，年轻的他坐在粮食口袋上吆喝着，指挥着。每到一地，他都要把民工们的吃住安顿好把牲畜安顿好。他的从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从事的是国民党的政治，渐渐地脱离了共产党。在他看来，无论参加什么党派，都是抗战，都是革命；在政治上，他还很幼稚。一九四八年夏收后，他不再做凤山县的教育科长，出任了凤山县雍川乡的乡长(其实，他当雍川乡的乡长还不到一年)。当了乡长以后，他的身后有了背枪的乡丁，他的人生由此而变得一塌糊涂。虽然，在他当乡长期间也没有什么恶行，还暗地里配合过西府游击队，解放后，他还是被归入到历史反革命中去了。
　　进入老境之后，马子凯的三弦越发弹得老练了，音调富于变化，深沉厚重，跌宕飘逸。南堡公社有个西府曲子队，他自然是曲子队里的第一把三弦。每逢阴雨天，曲子队里的老老少少常聚到他家里来念曲子。这西府曲子以三弦作为领头乐器，它的调子比东府的阿宫腔宽阔悠长，比眉户深沉婉转。可以说，马子凯是西府曲子的又一代传人，他给年轻一代传下去了曲艺，也使自己的人生有了乐趣。他就是这样的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恐慌，不急躁，不沮丧。在批斗会上，他被打得浑身是伤，回到家，不是看书，就是弹三弦，似乎那些伤痛离他很遥远。尽管生活如同城墙一样，他看不透，但依旧怀着憧憬，在多么艰难的境况下都未曾动过自杀的念头，他要活着，活下去是唯一的目的。他妄图用他的人生态度去影响马英年，可是，办不到。艰苦、艰辛的生活和艰难、艰涩的人生使马英年的人生态度变了，尤其是弟弟马英俊自杀后，马英年心上所布下的阴影如同斑点一般剜也剜不掉，他变得狭隘而短见，缺少与人为善的心理，妒忌每一个比他幸福的人，妒忌他周围人的生活。
　　马子凯弹罢一曲，回过头来看看马宏科和马林科。两个孙子睡得很不安稳，被子蹬到了一边。马宏科将两条胳膊撂在了肩膀以上，两个拳头紧攥着；马林科蜷曲着身子，将枕头抱在了怀里。每次一看见孙子，老汉心里就滋润了。两个孙子比儿子有福气，高考制度已恢复，不再推荐上学，世事的变化使孙子辈有了公平竞争的权力。就算儿子是中间的断代层，孙子可以从他那儿续接上“耕读传家”的遗脉。他无论如何也要供孙子上大学，进入仕途。
　　马子凯重新抱起了三弦，重新调弦，他抓住“扭手”，轻轻一扭，“叭”地一声，一根弦断了。他觉得有点晦气。“把他的，我没有使多少劲，弦咋能断了呢？”他在心里嘀咕了一声。看看断了的丝弦，他没有再续接，下了炕，把三弦放在了脚地那张四方桌子上，准备睡觉。